【摘要】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加深了人类社会对粮食危机的担忧，也加剧了全球农产品市场的金融投机和国际政治博弈。从全球农业生产的宏观视角出发，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足以实现“零饥饿”的目标，但在当前条件下，饥饿人口却连续增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事实上，粮食安全问题深刻内嵌于历史发展之中，一种原因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完全越过需求门槛，另一方面是食物分配机制任旧存在缺陷。为了更合理地解释现有农产品市场与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本研究通过对既往历史的对比，引入了“饥饿市场”概念，并基于底层行为逻辑的解释框架，提出面对粮食安全挑战的中国应对之策。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全世界蔓延以来，全球农产品市场出现了大幅震荡。无论是农业还是相关投入品生产、农产品贸易及供应链等都受到较大影响。各主要经济体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纷纷启动刺激政策，其中，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不仅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价值大幅上涨，叠加市场供需因素，也进一步推高了农产品价格，加剧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失衡与财政恶化。在市场供求偏紧、农产品价格预期上涨的推动下，金融资本的单边操作势必加剧，从而形成“商品资本”价格交替上涨的螺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数据，2022年1月6月食品价格指数约为151.28，处于196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人类对粮食危机的担忧加剧。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蔓延，全球农产品价格大大上涨并维持高位运行，叠加极端天气、地缘冲突等事件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供需边际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尽管波动仍在合理区间，但依然加深了世界民众对粮食危机的担忧。

　　2022年5月，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下属的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GNAFC）公布报告显示：2021年，53个国家和地区约有1.93亿人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状况，与2020年已经创纪录的人数相比又增加了近4000万人，创下该报告6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其中，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南部、南苏丹和也门的57万人面临“灾难性”级别的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状况，“灾难性”对应的是突发性粮食不安全的最严重阶段。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形势，美国国内通胀高企导致民众对食物银行的援助需求大幅上升，也给美国国内低收入家庭带来严重影响。

　　总体来看，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农产品供需情况在客观上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全球农产品供需的边际变化确实存在。这些边际变化（同时包括农业产出和市场分配作用导致的食物消费下降）投射在最不发达国家及贫困人群身上，引发世界关注，进而加剧了人类对粮食危机的担忧。

　　全球农产品市场的金融投机行为增多。社会恐惧心理的存在，使得单边做多（或做空）的金融投机行为有所增加，形成了“商品资本”价格交替上涨（或下跌）的螺旋。农产品市场中的单边金融投机更是如此，其机制在于：单边证券操作利用人们对粮食危机的担忧心理，将风险放大，从而攫取更高收益。在这些收益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预期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市场信息价值，更多的则来源于放大社会恐惧之后，其它投资人的高位接盘所形成的财富转移，也就是所谓“击鼓传花”游戏。由于与其他商品存在一定的属性差异，当农产品市场风险放大时，尤其是价格涨幅的放大，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安全感，从而增加负面社会情绪。

　　实际上，在全球农产品市场的金融投机行为中，仍然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工商资本交易。需要指出的是，与金融资本单边操作所不同的是，工商资本往往采取套期保值的双边策略，这种双边策略本质上是锁定风险和收益的，并不存在风险的放缩作用。而在单边交易当中，交易的载体是信息，那么显然交易的强势一方（往往具有更大体量的金融资本）会有意或无意地利用信息，甚至不惜放纵或制造恐惧。当农产品市场中的价格处于上涨区间时，更多的信息会指向极端天气、地缘冲突等有利于多方的情况；反之，更多的信息则会指向货币紧缩、经济衰退等有利于空方的情况，从而形成金融资本对社会信息的干预。

　　粮食安全的政治筹码作用被强化。在农产品市场领域，除了金融资本单边投机行为之外，同时也包含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比如，乌克兰危机以来，针对农产品市场和粮食安全的政治博弈更为明显。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俄罗斯也升级了相应的反制裁措施。可供直接对比的信息如下：一是2022年3月14日，德国拜耳集团宣布将停止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之间的业务，并且将根据乌克兰危机的发展情况来决定后续是否会继续提供相关农用物资；二是美国财政部7月14日发布情况说明，澄清与俄罗斯有关的农产品（包括化肥）、农业设备或药品不是美国制裁的目标，美方对俄制裁“不会阻碍农业和医疗贸易”。

　　客观来看，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并没有直接制裁俄罗斯与人道主义相关的商品出口，但是贸易商和相关主体因担心受到制裁牵连而主动减少从俄罗斯的农产品进口。就信息发布的时间节点而言，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的相应澄清，更多是通过“甩锅”来谋取政治筹码，而非切实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发生以来，多国在农产品贸易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基本都是在利用粮食安全作为政治筹码。

　　可以说，现阶段农产品市场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人类对粮食危机的担忧，还是政治经济投机行为，都是相同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这并不是现阶段所特有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可能会持续存在。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往往呈现出十分紧密的反馈关系。例如，单边投机资本会利用市场影响力增加（或减少）社会恐惧，从而形成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政治决策同样也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市场供给来对冲（或放大）风险，从而勾连（或钳制）投机资本；社会共识的趋向也会同时影响到政治经济的决策和行为。这些反馈关系共同决定了全球农产品市场的阶段特征。

　　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完全越过需求门槛。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解放，农业生产效率也随之提高。全球绝大多数人口不仅迈过了食物生理需求的门槛，而且生活在远离饥饿的社会中。尽管如此，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2022《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称，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增加到8.28亿人，占世界人口的9.8%。如果从全球农产品供需平衡来看，人均谷物或食物数量是可以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而之所以当前仍然存在饥饿人口，食物分配和社会治理是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对于食物分配问题，现有全球农产品贸易体系固然存在问题，但是问题本质仍然在于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完全越过需求门槛。其原因在于改变现有的食物分配机制，例如增加发达国家援助义务，只是客观上提高了全球贸易成本，弱化了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生产能力，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饥饿问题。显然，强制改变市场分配方式只会导致更高成本的分配形式，但却未必能促进公平。当前最可行的路径仍然是从农业生产出发，继续提高产出效率，使得人类农业生产尽早迈过生理需求门槛，实现“零饥饿”的目标。

　　食物分配机制仍然存在缺陷。在现有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如果能实现“平均”分配，那么已经可以实现人类“零饥饿”的目标。2021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28亿吨，按照全球80亿人计算，人均谷物占有量可以达到350公斤，更不用说还有数量庞大的其他农作物（例如根茎类）产出。问题在于，“平均”分配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发生的，其弊端也被过去的历史所证实。对比不同分配方式，无论是市场机制、政策机制至今并没有完美解决错配问题，只能说市场机制面临的资源错配更少一些，相对效率更高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错配问题。

　　从人道主义角度，全球生物能源发展实际上是典型的资源错配。2021年美国生物能源的玉米消耗量为1.3亿吨，按照人均400公斤粮食为标准计算，可以解决约3.3亿人的饥饿问题。正因如此，生物能源也饱受国际社会批评。辩证来看，这样的错配在客观上提高了全球农业产出，如果没有生物能源对玉米的消耗作用，玉米价格会长期低迷从而减少玉米产出。反倒是生物能源对玉米的消耗维持了玉米种植的必要收益，促使玉米种植效率得到提高，从而形成外溢效应。

　　除了商品市场的错配之外，金融市场的错配作用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甚至更为剧烈。如前所述，单边投机操作增加了风险敞口，通过与商品市场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农产品的分配。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饥饿状况会恶化，在农产品价格下跌的背景下农业生产状态会恶化。不仅如此，国际市场现有监管机制难以完全消除“恶意”的市场投机。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在不断演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需要不断进行调节。对于农产品和食物分配而言，国际市场现有的农产品市场机制不仅尚未达到理想化的分配状况，有时甚至会通过恶化分配来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这并不妨碍市场机制在相对意义上仍然更具效率。

　　总体来看，无论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是农产品分配机制，现阶段都存在缺陷，这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对比历史，现阶段的农业生产和产品分配都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但是距离理想目标（例如“零饥饿”）仍有差距，对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例如大量的生活消费品无不随着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最终达到消费饱和，与此同时配置也进入高效阶段。

　　在理想条件下，如果人类食物生产能力远远超过生理需求，那么分配机制必然是足够高效的。从历史来看，越是农产品供应短缺的时期，越容易导致劫掠和激烈的社会动荡。相对而言，现行条件下的农产品生产和分配表现为价格波动，有时波动还很大，但是配置效率较以往已经有了大幅提升。同样也是因为现有的错配存在，在客观上刺激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农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只要突破人类生理需求的瓶颈，配置效率也会同步提高，不仅可以表现为价格波动幅度的收缩，甚至能够最终靠政府定价来实现“稳定”配置。

　　在现阶段，确实存在因为配置问题导致的粮食危机，甚至人为“恶意”放大了粮食危机。对此需要客观分析，愤怒的社会情绪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妨通过逆向思维来考虑：消灭生物能源能否解决粮食危机？同理，消灭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能否解决粮食危机？消灭跨国粮商能否解决粮食危机？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尽管生物能源、金融资本、跨国粮商都在农产品市场的错配中或多或少扮演负面角色，但在此之前，粮食安全状况也并不乐观。食物与人口数量一直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当前食物对人口数量仍然有一定约束性，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但是对于相当数量的国家而言，已经越过了食物约束的门槛，已经让人类看到了“零饥饿”曙光。

　　生物能源、金融资本、跨国粮商都生成于市场机制，其逐利存在本能性和正当性，但同时也对人类粮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解决类似市场恶意问题，并非简单和机械地消灭市场和相关主体，而是要从机制出发。更好地理解现有的机制，才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农产品市场行为都围绕供需展开，价格上涨会刺激生产、增加供给，同时也会抑制消费，从而使得农产品市场平衡，反之亦然。对传统农业生产者和利益相关者而言，增产有可能获利、也有可能受损，所谓“谷贱伤农”，减产亦然。在这样的市场体系当中，一般的获利机制是：增产情况下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流通效率，各主体获得竞争性利润；减产情况下则受惠于价格上涨，各主体获得溢价分配。当前最集中的问题就在于减产条件下导致农产品出现高溢价，剥夺了消费者福利，极端条件下有可能加重饥荒，同时在生产者、贸易者、资金提供者等主体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利益分配差异，从而引发广泛批评。

　　沿着获利机制思路，实际上在现有农产品市场中，存在两个明显分化的市场，一个是增产条件下的实体市场，交易对象是物理农产品及其相关信息等具体内容，主要交易逻辑是效率；另一个是减产条件下的虚体市场，交易对象是权益、信息等抽象内容，主要交易逻辑是稀缺。这两个交易市场实际上高度关联，在现实中可以同时对应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但是在机制层面是严格互斥的。在增产背景下，供需相对宽松，主导市场机制是物理商品的效率逻辑，而减产条件下主导市场机制的则是稀缺逻辑。从经济学的比较静态视角出发，在增产背景下，同样也存在稀缺逻辑，但是稀缺逻辑并不会从中受益；在稀缺背景下，效率逻辑亦不会受益。

　　对于“饥饿市场”的演化，直观来说，在农产品实体市场之外存在一个虚体的“饥饿市场”，人类饥饿预期成为交易对象。当饥饿预期越高，生产和销售“饥饿预期”的主体受益就会越大，其交易对手方本应是“饥饿预期”的信息消费者。在正常条件下，这个市场并非显性市场，随着农产品供应的充足稳定、市场信息的日趋透明，“饥饿市场”始终隐匿在实体市场之下，发挥的影响力并不显著。但在特殊条件下，例如极端天气、战争、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对实体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时，“饥饿市场”就变得兴盛，最终外溢到实体市场，使得农产品消费者被动承担“饥饿溢价”。

　　实际上，虚体“饥饿市场”交易的对象往往是战争、动乱、人口减少等负面信息或预期，在客观上属于更大范围内化解风险的经济实践。只不过其中的信息容易被人为干预，即交易对象中包含了相当成分的虚假信息或不实信息，从而使得市场呈现出混乱局面。以美国农业部发布产量数据为例，2022年7月12日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全球农产品供需预测报告，较6月预测报告上调全球玉米产量。这种调整可以是技术性的，也可以是市场性的。这就意味着信息可以按需修饰，通过市场机制对交易形成误导。

　　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优化农业生产关系。近年来，以“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为代表的农业规模化生产，日益成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手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匹配与优化问题。从未来发展来看，在筑牢粮食安全的底线之后，应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导致的资源错配，显然更高的价格和利润空间会带来种植结构的自发调整。实际上，统筹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互生关系，其基本逻辑都是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不断优化农业生产关系。

　　提高农业开放水平，促进农业国际合作双向发展。一方面，可以考虑在增加对饥荒国家食物援助的同时，提高当地农业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在整体上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降低饥饿。这一点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对外援助的重要经验，未来可以引入更多的商业机制，提升对外援助的效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更多利用国内生产和市场优势吸收海外种源、农业科技、农业投资。通过促进农业生产资源的双向流动，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

　　增加信息透明度，在信息层面进行有效对冲。当前全球农产品市场当中，饱受诟病的是生物能源、跨国粮商、金融资本，其中以金融资本为甚。这里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利用公共权力或社会影响力来操控信息。例如美国农业部对预期产量的技术性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预期与相关主体的获益机会，这既不公平也不科学。在正常的经济实践中，尤其在实体市场中，对手交易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交易信息与实体偏差越来越小，对冲也正是基于信息充分下的自由风险决策。但是在虚体市场中，由于交易对象是“饥饿预期”，属于一种感知和意识，相关信息具有远期性和动态性，因此具备信息发布权的一方往往会在交易中心占据优势地位，从而形成不公正交易。假如没有形成有效的信息生产，则难以在信息层面进行有效对冲。在全球粮价高企的背景下，全球舆论广泛关注粮食安全和最不发达国家饥荒。对此，可以尝试增加粮食市场信息透明度，增加信息供给，通过信息层面的有效对冲，缓解全球饥荒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