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运销指的是将农产品从生产地移至消费地，以满足那群消费的人需求的种种活动。这一过程不仅仅指农产品运输与销售，还包括了农产品离开产地一直到消费的人手中为止的各项活动，如产品的集货、分级、包装、加工、仓储、运输、销售以及市场资讯的收发等活动。因此，农产品运销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范畴，既包括仓储、加工、包装(工业包装、商业包装)、装卸搬运、运输、配送等物流活动，也包括了收购、销售等商流活动，是物流和商流的综合体。

　　当前，我国农产品运销体系的一个严峻现状是：一方面，我国农产品运销体系承担着世界上最繁忙、最复杂的运销任务；另一方面，承担这一运销任务的运销体系却是最原始的。农产品运销发展为何如此缓慢？社会亏欠这个行业太多，它实在“伤不起”。

　　“蒜你狠”“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等流行语的出现，其实是对这一运销体系脆弱性的集中反映。它表明农产品运销体系尽管仍在“高速运转”，但是“疲态”已现，低水平、原始的运销体系已经没办法有效衔接产销、调节供求。由于长期忽视农产品运销主体的培育与支持，该领域长期处在一个众多参与主体低水平过度竞争的随机状态，农产品运销基于四大效用的供求调节功能、产销衔接功能严重退化，致使在丰收跌价、减产涨价的轮回中，农民每次都因缺乏运销的有效引导而滞后于市场的脉动，永远踩不准点，加剧了价格波动。同时，由于缺乏政策扶持，农产品运销主体（农户、经纪人）在整个流通链条上处于最弱势的地位，不但无法分享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位移所产生的价值增值，而且还替“最后一公里”背了黑锅。

　　上述流行语的集中出现，为生产导向的农业政策敲响了一次警钟：农业发展的瓶颈正在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运销领域，如果生产导向型的农业发展政策不适时调整，农产品运销的脆弱状态得不到根本改观，“蒜你狠”“菜贱伤农”“菜贵伤民”就会成为常态。

　　农产品运销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其连接的两头：生产农产品的农户与消费农产品的消费者。

　　首先，从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户角度看，我国面临的主要是“三农”问题。多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在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破解“三农”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但始终没能跳出生产导向的政策取向。诚然，生产导向的政策在农业增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农民增收方面却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农业先天的产业属性所决定的生产比较利益较低（即使是农业已经高度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也要给予农业巨额财政补贴）。而如果通过价格补贴增加农民收入，尽管能大大的提升其积极性，增加产量，但并不一定会最终增加其收入。因为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卖方（农民）接近完全竞争，而买方（收购商）却形成相对垄断。再加上农产品生产由于显著的自然属性和漫长的生产周期而导致供给弹性很小，这一弹性特征进一步强化了买方的垄断势力。补贴只会扰乱正常的供求关系，导致价格更动，最终农户能否获得好处并不确定；而且，农产品属于上游产品，其价格持续上涨必然以逐级放大的形式在工业品价格体系中传导，导致工农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这不仅无助于农业与非农业收益差距的缩小，而且会使价格运行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带给农村居民更大的生活负担。

　　其实，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在农村的三次产业中，二、三产业的附加价值高于一次产业，其中农产品运销产生的附加价值尤其明显。只要能改变目前“散、乱、盲”的运销组织方式，提高农产品运销体系的效率，就可以为农民增收作出事半功倍的贡献。而且，如果考虑到我国目前农产品运销体系的主体仍然以农民为主，支持运销体系发展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支持农民，这本来就是“三农”政策的题中之义。

　　另外，生产导向的农业政策还有一个被忽视的缺陷：该政策只注重了农村、农业的价值生产，价值增值，却忽视了价值留存。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来说，仅重视农业生产的价值增值是不够的，价值增值部分有多少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农户手里才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有目共睹，但是城乡差距不但不见缩小，且有扩大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缘由是生产发展带来的价值增值并没有留存在农村，而是通过“最后一公里”被城市拿去了。而要将价值增值留存在农村，缩小城乡差别，有效的方法就是构筑一个包含有利益分享机制的现代农产品运销体系因为农产品运销是联系城市与农村、农民与市民的最主要的纽带。

　　其次，从农产品的消费者角度看，我国面临的最主体问题是农产品的安全供应问题，既包含质量安全，也包含数量安全。近几年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质量安全引起了各界的普遍重视，各地加强了食品安全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的建设。但是，如果农产品运销体系仍然延续着原始的方式，这些制度、措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食品安全，不得不打一个问号。

　　农产品供应的数量安全问题同样令人担忧。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最迅速的时期，一方面，城市消费规模一直上升；另一方面城市郊区农产品种植培养面积不断减少，蔬菜生产基地从大城市郊区逐步转向外地农村，运销半径逐步扩大。现有脆弱的运销体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运送半径、规模的逐步扩大带来的挑战，令人担忧。

　　以北京为例，2007年，北京市每年消费的蔬菜中有30%来自于郊区生产，70%来自于外地。而到了2010年，通过对北京市蔬菜来源分布情况的描述能够准确的看出，即使在本地蔬菜上市的旺季七八月份，北京市自产的蔬菜也只占其消费总量的17%左右，在12月至翌年4月的冬春季节，这一比例甚至只有6%左右，也就是说，2010年北京市蔬菜供应对外依存度平均达到80%以上。

　　如果从蔬菜的储备来看，状况更加严峻。2011年，北京全市每天的蔬菜需求量为2万多吨，但全市日常蔬菜储备量仅有1万吨，只能保证半天用量。粗略计算，若发生雨雪或其他地质灾害，导致外地蔬菜不能进京，北京储备的蔬菜只能保证供应学校和医院等重点单位，普通市民做完两顿饭后可能就无菜下锅了。蔬菜供应的数量安全问题显露无遗。

　　不仅北京市，各大消费城市的基本情况也都不乐观。为了确认和保证城市农产品供应安全，各市都在加紧与周边地区共建蔬菜供应基地。但是，这些基地的蔬菜最终还要靠运销体系才能来到餐桌上。

　　另一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趋势是，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水平的逐步的提升，内地消费城市正在崛起，这些消费城市的崛起必然对现有农产品产销版图产生冲击，引起各蔬菜供应圈之间的竞争，对我国现有的农产品运销体系构成了挑战。

　　农产品运销的弱势地位及其后果表明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农产品运销之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意义表明它是一个公益性很强的领域，政府政策有理由扶持；而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消费结构开始决定生产结构，市场控制权已经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流通在引导消费和延伸生产增值方面的作用日益强化的背景，则为政策支持提供了绝佳的“时间之窗”，支持政策的巨大效应可期。

　　那么如何支持农产品运销体系呢？运销支持政策必须结合我国农产品运销的现状、“三农”问题、农产品安全供应问题来考虑。本篇提出两个支持方向。

　　一是支持农产品运销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产品运销的投资环境，将运销增值的隐性地位显性化，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形成良性循环，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产品运销的硬件环境。

　　二是扶持农销主体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运销“散、乱、盲”的状况。立足于现状不难发现，农产品运销体系的主要主体是农户、农村里的经纪人，也就是农民。农产品运销体系中的诸多弊端尽管来自于此，但是，不能因此把他们排除在扶持对象之外，反而应该以他们为扶持的主要对象。只有当这些主流的草根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壮大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产品运销体系的脆弱性。而且，只有把农户、经纪人作为主要扶持对象时，才能实现运销增值的分配对象“农民化”，从而才会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从农户、经纪人发展壮大起来的专业化的民营运销企业在全国已有很多，不少企业已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点布局，构筑全国性的运销网络，同时要求获得政策支持。

　　目前，针对农产品运销体系中的种种弊端，不少部门已出台了不少支持政策，如着力培养大型的农业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推动“农超对接”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从改善我国整个农产品运销效率角度看，其作用不应被夸大，毕竟在农产品运销领域，主角是农民，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只是配角，这点与其他领域不相同，政府制定扶持政策时需要仔细考虑。